《山西文学》原主编李国涛先生托人捎来三本书，其中一本是《十宋楼集》。这是一本为纪念其祖父李辅中的纪念文集，今年5月由同辈兄弟集资自行印制。

大概是今年初吧，山西的批评家，原《山西文学》副主编毕星星打电话问我能否找到徐州地方戏柳琴戏的唱段，说今年是李国涛先生80大寿，几位朋友想为他祝寿，毕星星说他要学唱几句柳琴戏于寿宴时助兴。李国涛是徐州人，但我至今都没见过他。前年，毕星星说，李老回徐州省亲，并给了我他的手机，让我联系。谁知几番电话打过去，一直关机。我对李国涛的印象是毕星星的不断提及，还有那些年毕星星不断有《山西文学》寄来，我从杂志上不断见到李国涛的名字。有一次毕星星说，李国涛真是你们徐州人的骄傲！这期间，我陆续对李国涛有了很多的了解，知道他不唯是资深的文学编辑，也是在文学界卓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专家、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。知道山西“山药蛋派”的人很多，因为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对这一流派的命名却是来自李国涛于1979年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一篇文章《且说“山药蛋派”》。李国涛还是一位小说家，这次他便送我一本长篇小说《世界正年轻》。之前，我读过属名高岸的一些短篇小说，那种深厚而悠然的传统文化意味让我印象深刻。后来，我才知道高岸即是李国涛，因为李国涛实在不愿借助文学理论家、批评家的名声来推介自己的小说。之后，我多少了解了一些李国涛的家族背景，便知道，李国涛小说中的传统文化气息是很有一些脉络渊源的。现在，李国涛已经不弄小说了，倒是经常写一些文化类的短小篇什，文笔老辣，世事沧桑，正如他这次送我的随笔集的名字《世味如茶》。

李国涛所赠的《十宋楼集》虽是自费印刷，但颇有价值。李辅中，号僧允。1873年出生，前清秀才。李国涛在《祖父》一文中说“祖父是一位喜欢读书的人。他把家庭收入的很大部分都买了书”。“十宋楼”是李辅中的斋号，据说当时李家有座两层的藏书楼，李国涛也说“那时他的藏书居徐州之首”。这部纪念文集为何取名《十宋楼集》，我问了李国涛的堂弟李国耀先生，他说，李辅中曾有两个斋号，“十宋楼”是其一，因李辅中酷爱宋拓碑帖，有心要收藏十部宋拓碑帖，《十宋楼集》中就收录了李辅中所藏的《颜鲁公争坐位帖宋拓本》；李辅中还喜爱端砚，曾以收藏二十方名人端砚为目标，所以，他的另一斋号曰“二十砚斋”。说到这自然想起与李辅中颇有同好的民国书法家、碑帖学家张伯英。李辅中与张伯英不是一般关系，张伯英儿时在李辅中家中的私塾读书，李辅中小张伯英两岁，由此可见两人不但是发小，而且在同一屋檐下发蒙应该不会有错。再后来，两人的关系更有一些牵连，从《十宋楼集》里知道，1933年徐州人重新刻印明末遗民万寿祺（万年少）所著的《隰西草堂集》时，张伯英为文集题签，而书内的万寿祺自画像便是李辅中所藏，画像旁还有张伯英题识确认。《十宋楼集》中还收了李辅中的书法，极佳。尤其那副“座上常县高士榻，门前喜到故人书”的对联，书体当属张伯英一脉，只是眉眼间没有张伯英的飘逸，但点划勾勒却有些张伯英所没有的棱角。字如其人，于是我猜度，李辅中兄弟九人，八人跻身行武，唯他一人舞文弄墨，其性格或许是受了兄弟们的些许影响。李辅中虽是一介书生，但想必他还真是一条性情豪放，处事耿直的汉子。

《十宋楼集》收集了李辅中的一些诗作、书法、绘画及收藏，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李辅中所编《万年少先生年谱》。此年谱编撰于何时不祥，但发表却是在1933年重新刻印《隰西草堂集》之际，年谱就附刊在《隰西草堂集》之后。据李国涛说，“祖父一生没有什么文集刊行于世”，唯此一部年谱面世。这不奇怪，从李辅中因梦想十部宋拓碑帖，二十方名人端砚而以“十宋楼”、“二十砚斋”为斋号的专注与执着来看，李辅中已然有这种笃定一事，不遗余力的性格。所以，李辅中一生虽然博览群书，阅人无数，但由于他尤其推崇万寿祺的为人、为事、为文、为艺，那么，置其它于不顾，倾力为万寿祺编撰一部年谱，也是符合他性格的一件事情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李辅中这唯一的学术成果并未被浩瀚的历史典籍所湮没。著有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的史学家来新夏先生就有对此年谱的论及，同时，来新夏所任馆长的南开大学图书馆也将年谱收入古籍书库。特别让李国涛欣慰的是，他在陈寅恪的大著《柳如是别传》中，也发现了对年谱的引用。其次，冯其庸、叶远君合著的《吴梅村年谱》也将此年谱列为了参考书目。

李国涛在电话里说，《十宋楼集》因为收入了《万年少先生年谱》，所以还是有些价值的，他托我将《十宋楼集》送几本给徐州市的及几所大学的图书馆。我觉得这其实已经不是李家自己的事情，我当然会努力完成这一托付。